大遗址群的说法，早听过，在良渚、集安，或荆州、洛阳、西安，当初规划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就是群的意思，我们想解决长期困扰的基建蚕食和盗掘问题。突出重点，更要兼顾一般、指导普遍，不轻易舍弃保存较差、实际操作困难者，尤其城市建成区叠压的古城址即“城摞城”。蒙基层工作者感召，退休后我发表《大遗址承传与美丽城镇的文化复兴》《尽保城址论——何以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及《世界难题与中国之路：城市综合保护聚焦生态文明遗产》等文提出，城摞城是改革“千城一面”的遗产资源，必须有超长远规划与优先行动。前者是50至100年的战略规划，基于其上现代建筑的寿命，后者则需不断细化。

老友相邀，行走鄂湘。看醴陵窑，见“大型遗址群”写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碑，保护范围包括市区的：1、窑址类，2、古建筑类（民居、祠堂、寺庙、道、桥、井等），3、古瓷泥矿井。我们觉得正确。看南漳山寨群、桂阳戏台群，也深感震撼，我发表《由桂阳戏台说文物“群体”保护——记与老友胡树旗同行》在《中国文物报》，建议将现存为数全国第一、颇具学术潜力的上百座古戏台都定国保，别急着修缮几座申报。鄂州市区的“吴王城遗址”是公布不久的国保，在拆出空地，我们见张贴的《鄂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吴王城遗址保护工作的决定》：“不新批准与吴王城大遗址保护无关的工程，对区域内的违建项目坚决予以治理；建立退出机制，现有居住人口只减不增，机关、事业单位要制订规划，限期搬迁”；还听说原住民不再上访回迁，转而支持政府决定，很为他们高兴。全国城市很多有这样的城摞城，有些早已定国保，但做出如此决定并且初步得到落实的，凤毛麟角。赞叹之余想到，专业工作者必须跟进措施，而再以“吴王城大遗址”为名保护管理其余，就得用大遗址群的概念了。对此细化认知，也能助益他群。

一、历史细节有待揭示

全国性都城遗址吴王城，即孙权命名的武昌城，乃六朝第一都，是湖北省也是中国的金名片，实可称：开六朝之首的吴大帝都城大遗址群。

六朝历史不得了，孙权在鄂开的头。反映六朝成就，有种说法：所谓东方古罗马实指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建康城。南京六朝博物馆示有《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显然，城不以城池为限。对六朝第一都也要这么看待：不仅西山禁苑，还包含樊口及商港军港，孙权选址建都，概因此。

此类考古重地，需揭示更多历史细节并永世纪念。“地区（Regions）是考古资料中最庞大、最无定型的空间集合。”《发现我们的过去：简明考古学导论》说：“综合整个地区情况后，考古学家就可以还原一个过去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单一遗址所无法做到的。”^①我们的大遗址群就是这样的空间集合。尽管有一定模糊度，也可分开说，大遗址群与城摞城的整体性、系统性保管及研究，意义无限，对得起过去，更造福现在与未来。

基于学术潜力的群体保护，才符合真实性、完整性要求，达到公布文物保护单位（下称保护单位）目的。《文物保护法》第一句是说保护目的，“促进科学研究”列于前。在创立保护单位的1956年，郑振铎先生（1898—1958）就有目的阐明：“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下引郑文均见《郑振铎文博文集》）郑先生学贯中西，为我国首任的文物局局长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且全力从事、辛勤策划。他的话值得珍视，我得到的启示是：设置保护单位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保管及研究大地遗产，使现在和未来社会的创新力、凝聚力紧密结合，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郑先生这段话系解答当时目的之问，今仍可看作对为什么“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习近平语）的开释。我们不能因为后人没有理解、条件有限和做得够好，泯灭良知。

所以，将城摞城公布为保护单位，很多人认为有误，其实没错！

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宿白教授（1922—2018）在“机遇与挑战：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大会发言，并为文《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发表，提到“对老城区进行有计划的妥善安排”，“希望各级领导积极支持、督导考古工作者要更多更快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再迟缓，现代的城市正在快速建设时期，很可能有些今天尚存的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就被铲平毁废了”。^②郑振铎先生则早就说透本质：“中国是一个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今天人口密聚的城市”“最容易发现古遗址”。不必过于钦羡欧洲城市保存着那么多宏大古建筑，我们有大遗址群与城摞城，须不避短而扬长。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基本构成，是众多保护单位，特别是古城址，非仅国保，更不是什么公园。“文物保护单位”概念，是中国语言表达的世界创新，初见《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国二文习字第六号）》之“三”：“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史迹进行普遍调查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应该首先就已知的重要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地区和重要革命遗迹、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碑碣等，在本通知到达后两个月内提出保护单位名单，报省（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先行公布，并且通知县、乡，做出标志，加以保护……被确定的文物保护单位，由文化部进行登记，颁发执照，交由当地人民委员会负责保管。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本社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单位负有保护的责任。”我国文物保护单位体制，由是曾经初成，且优于美国当时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该通知的指导，细致入微至基层，于今仍很重要，诚为大遗址群、城摞城保管的宗旨，本文还将作论。

二、保护管理求细循名

大遗址群由保护单位衍生。《文物保护法》以“文物”指代一切保护对象，保护单位为群体性大类。郑振铎先生1957年在全国人大会议发言：“每一个保护单位，都包含有几个或几十个或几百个乃至上万个项目。像在曲阜孔庙这一个‘保护单位’项下，就至少包含着二三百个的历代碑碣、汉画像石、汉石人、明清建筑群；还有数以万计的明清档案和衣服及其他日用品等等。”可见保护单位为群体组合，包含者不限类别、时代。守正才能创新。前贤初心，必应坚持并发扬光大，而保护单位体制的精华，后出各类保护区，也当汲取。

“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郑先生1956年所说，将公布名单和管理相区别，甚是高明。后来国务院公布国保名单、省级政府会同国家文物局划定保护范围正是这样做的。名单及其时代注明，要理解为以突出价值的名义指代群体。如“平城遗址（北魏）”所指即城摞城，非只保“芯”不顾其余，放任大拆大建、铲平毁废。下级管理当循名求细，即使在划定保护范围之后。郑先生还道：“名单以外的也希望进一步调查研究予以补充，把所有应该保护的文物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意即保护单位全覆盖。保管大遗址群、城摞城正实现了他的理想。

名单公布是又一开始。公布时的简介不是明细。明名下之细，是管理的事。国家保护不同于选拔世界遗产，与世界遗产公约同一天通过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建议》更须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应被视为同种性质的整体,它不仅由具有巨大内在价值的作品组成，而且还包括随着时间流逝而具有文化或自然价值的较为一般的物品。”大遗址群与城摞城，就是这种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可称之生态文明遗产。其保管，使许多看似普通的各类遗产及“白地”^③组合于斯，可得新知，利于广泛对话，影响全社会。

落实管理，基层是关键。细化遗产分类固然有好处，但过于强化机构、人员分工及资格准入，却有碍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普查调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在基层实现具体操作，不是为统计，各类遗产登录应允许交叉，尤在有些遗产未受重视的情形下。交互视角，能提升遗产认知水平，避免遗漏，更利于发挥基层主动性。

我们的好基础、好传统，值得从细把握。《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称分册）将明清“武昌城址”作为时省保“吴王城城址”分条，以表达城摞城，很有道理。国保省保县保、名城名镇名村类似者，实都该效法。《郑振铎日记全编》有1957年考察“文物单位”：保加利亚“博物馆城”、捷克斯洛伐克“保护城”。而1956年“襄阳城”就公布省保了，其标志牌仍嵌于临汉门，昭示湖北曾走在中国和世界前列。

后来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对城摞城也有部署，国务院批转《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提出“老城区、古城遗址……等，更要采取有效措施，严加保护”。其实，既是国家名城，其建成区的古城址，无论保存好坏，都价值重大，都应确定为国保，与老城区作整体保护，而且考古也是十分必要的有效措施，决不该仅凭文献打造什么。历史是发展的，但任何古城址都难以消失殆尽，有些专家强调它们已“荡然无存”，似刻意规避考古，实为赚取大钱快钱。城摞城是重要的生态文明遗产，今特别需要将其保管纳入“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不再服从现有不恰当的规划计划，放任基建蚕食。

三、发掘双刃须加细辨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说，“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指示：“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考古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政策调整，更无须讳言。

大遗址群保管，利于从细抉择发掘。发掘是把双刃剑。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下称《宪章》）表述：“发掘总是意味着需要以失去其他资料甚至可能以毁坏整个遗址来选择将要记录和保存的证据，因此只有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方可做出发掘的决定。发掘应该在遭受发展规划、土地用途改变、掠夺和自然蜕化的威胁的古迹和遗址上进行。”新时代的基建考古，以数万平方米以上项目为准前置，已远远不够。城摞城属于已知的重要遗址，考古更须主动、超前进行。

“作为例外情况，为了阐明研究问题或为了向民众展览而更有效地阐述古迹遗址，也可以对没有遭受威胁的遗址进行发掘。”《宪章》接着说：要“留一部分不受干扰，以便今后研究”。其实发掘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明确考古保留地，郑振铎先生曾说，有的地下埋藏“是不能有二的极重要的古代和中古的文化遗址”，发掘后“还需要把这些地区保留下来”。

大遗址群保管，利于发掘从细。《宪章》包含指导如何“重建”，更适合我们“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地上古建筑损毁较甚的国情，惜未引得注意，甚而被忽略，即使各地重建风潮很是猛烈。考古遗产“重建”对我国的积极作用明显，但也存在“发展规划”、“失去其他资料”等威胁，必须经过细致发掘才能决定。

大遗址群与城摞城不是《文物保护法》所言“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应先发掘再抉择建设，除非国家重大工程，无须配合什么。基建出资不等于配合基建。《宪章》说：“开发项目构成对考古遗产的最大威胁之一。开发者有责任”对其影响进行研究，“此种研究经费应包括在项目经费之中”。搞得好，大遗址群、城摞城借助大型开发项目的系统研究，能进一步发挥影响全社会的作用。

我曾问一位前辈，为何没公布“文物埋藏区”，难道不知日本有“埋藏文化财”？他说：当然知道，我们的文物保护单位已包含，那提法易生错觉，以为挖出器物就可以，遗迹更重要。

四、表面知识构成起点

“表面的知识也能构成保护措施的起点”是《宪章》原话。文化部1963年《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所示起点也很多，不止“四有”^④。其中“广泛地运用各种方式，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经常的宣传与介绍”，有些就是抢救起点。对大遗址群与城摞城更需广泛宣传。

地方志是好起点。因为很多城摞城连文物普查点都不是，《中国文物地图集》大量刊出地方志城池图，警示城址尚存。这个建议，最初是湖南分册编辑组提出的，我曾亲耳聆听吴铭生组长陈述。湖北分册主编、省文化厅文物处黄传懿处长也持同样主张。其分册引“清光绪鄂城县城图”，不仅“武昌城址”分条说明，更为警示。

细读、比读地方志，会有惊喜。同一地的方志修撰越晚越详细是一般规律，但未必都如此。康熙《聊城县志》描述城池“有潜洞，有闇门”，就较详。经观察可推断，该城也有类似赣州的“福寿沟”，或许今仍存排涝作用。该志记八景也较详，专置“景致”节，为各地方志少见。八景文化，为中国特色，因苏轼题诗虔州（赣州前称）“八境台”名扬海内而产生，所以原始指的城市，是文化和自然相融合的城市生态文明。聊城八景，城池内外七景，一景“巢陵遗牧”登城也可目及，最合“标准”。

“旧志多列古迹，识者颇以为病。盖地志所胪陈，何一非古迹？故分入各门，不复别出。”《民国续修安顺府志》是创新，修撰者的这一见解，实在高明。这对通过历代方志认知大遗址群、城摞城是重要启示。

任何破坏、威胁均为起点。遗存性质、年代等学术争论，有些指示的正是学术潜力，不该干扰、削弱甚至放弃保存。类如文物出境鉴定，定的是能否许可出境，少数人甚至一人认为应该留，就先留下来。

寻求多点突破，总有收获。有关文物工程，随进展会有新发现、新想法，但由于按合同执行，很多时候就只好让沉默的文物受委屈。所以要加强非工程措施。做足起点工作，还能对后来工程有所补益。

五、拆出空地不再空着

空地是起点，也前途未卜。这起点仍应前置。大遗址群、城摞城范围的居民区，更要杜绝大拆大建，拆迁前实施调查、搜集，拆迁中及时征集建筑构件，拆迁后即行发掘，跟进规划设计，麻烦些，却可带来保护发展“双赢”！

大遗址群、城摞城拆出空地，不宜仅做考古钻探就移交建设。大面积考古揭示利于复原研究，提高有关设计水平。别担心挖不到所谓的东西，细微人文遗迹的发现，价值也许不亚于宫殿。空方不空，正是三峡工程湖北考古的结论。现更应强调认知自然的层层积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HUL）》是再提示。

空地总空着，甚至堆垃圾，就是遮挡也不可容忍，必须即刻启动发掘和展示，并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论述考古所说，会同包括“生态”的多领域“挖掘、整理、阐释”，无须等待什么建设才去配合，即使是任何名义的博物馆、公园。

在鄂州拆出空地，我们想到个快捷方式：先布考古探方，画上醒目白线。左近古凤凰台所在的虎头山上，工厂废弃多时，是临时停车场，也应如此。那里已被市区高楼包围，遭受着威胁，早该据《宪章》“重建”凤凰台塔。塔已拆或台尚存，现省保未撤销而仍以“凤凰台塔”为名，是吴王城大遗址群的重要地标。

六、遥感布方跨越山川

一种大范围遥感考古布方的想法，油然而生。利用遥感技术，为大遗址群、城摞城布设细密方格，便于排查问题、寻求起点。这想法不新奇。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896—1979）早有“草地寻球”的譬喻，许倬云先生1978年为新版《李济传》作序回忆——李济说：“真会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问题，让问题牵出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出现，‘草坪’也会就不一样了！”^⑤李济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专著，名《安阳》，行为世范：他心怀“草坪”实是包含殷墟的大遗址群及大堆问题。

通过遥感布方，方志知识可得更新。如古代城市的十景、八景多在城址附近，提供了难得的保护展示周界。鄂城八景之“苏子遗亭”纪念苏轼：他见有废亭，经考证，知是三国孙权遗迹，觅得故址，亲自捐资，扩地重建。宋人兴实地考古，还做过什么？值得探究。

在黄冈市黄州区的东坡赤壁，我曾眺望长江对岸，还见线画石刻，主题赤壁园林，近景则是对岸鄂州的西山、龙蟠矶和其间城垣城楼。苏轼江上往来启示：鄂州、黄州这两座城摞城，虽隔江，也该作一个大遗址群看待，统于遥感布方。

以山川为界的行政区很多，大遗址群的遥感布方，还可促进区域合作，尤在倡导文化带建设的今天。

七、广设观景地点地带

此为防范基建、深耕蚕食和盗掘的利器，且距离产生美，保管大遗址群须着意为之。仔细考察遗址地貌特征，使之成为可品味的城市和原野景观，本就是大遗址保护展示的首要作法。初走吴王城遗址，我们就被提醒，凤凰路有曲折，是下面东城墙曲折。鄂州博物馆展有照片，城址东北角和江中观音阁同框，提示的是道好风景，不知实地是否有人注意、导游导不导？大江东流不息，吴王城北部已被淘去，走在江岸陡壁前，我们看到城市历史浮雕，未见展示城摞城的地层剖面，有些遗憾。

大遗址群、城摞城幸存的高低，正是其精华和脆弱所在。设置观景地点地带，利于观赏也利于检查、监督，发挥遏制“高平低垫”^⑦的作用，必要且急需。一枝一叶总关情，一起一伏更如是。对历代地面、水系、建筑等遗迹构成的大遗址群、城摞城，我们应努力采取适当措施，既标示遗址，又改善人居生态环境。而塑造历史城镇特色景观、改革千城一面的一个总体性抉择，正该是逐步恢复曾经错落别致的形态。

为大遗址未尽事宜，我退休时写了篇《文化遗产保护之观景台》投《中国文物报》。《东南文化》编辑看到，很感兴趣，改以《论观景台之作用、保护与制度建设》为题发表。报社得知仍坚持刊出，用的原题。现在看都有缺憾。观景大遗址群、城摞城，更需强调地带，这也属于文化带建设，不是公园就能包含的。

八、加力规划自主措施

“为解决和生产建设的矛盾，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作用，要进行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划工作，以便纳入城市或农村建设规划。”《办法》所说规划工作，指文物机构规划自主措施。只有偿还历史欠账，加大力度保护展示大遗址群、城摞城，文物工作才能与城乡建设良性互动。

做好这项工作，分工较细的上级机构，对基层的领导和服务必需形成合力。做好这项工作，不能别家代劳，更不能以另有追求的矛盾方专家为主导。而且不先认识到学术潜力，并着力“宣传与介绍”，要发挥作用或利用，都很难做到合理有效。

很多地方不愿意把居民占据的古遗址尤其城摞城定为保护单位，或划小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理由之一是凡事都报上级批，不必要也太麻烦。这顾虑，实应通过细化下放权力的管理规定来开释。文物机构上下沟通，坚持自主规划，可不断启动措施，还能解决基层诸多管理问题。

展示条件不成熟、利用基础薄弱的规划结论，很多由于目的不明。遗址多可达易达，本就是开放的，如人们常年就走在吴王城上。越是现状不佳，越要展示利用，这是反蚕食反盗掘的博弈，不是文艺表演也不一定如公园般美丽。

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功能之一，但最后得由公园主管部门确定。这类公园属于博物馆性质。吕济民、苏东海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博物馆》说，历史“遗址、遗迹，有文化价值的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区的整体等都被视为放大了的博物馆的物”。以这类公园取代保护单位，或认为它们等级较高，会造成误导。它们很搏眼球，却转移了政府、公众和专业工作者的视线，使保管及考古更加远离城摞城，为大拆大建、铲平毁废敞开了大门。它们不是新东西，郑振铎先生1957年有文指责“建筑公园”的错误，认为“满不是那末回事”。展示大遗址群、城摞城更要警惕这种威胁。

九、表扬群众鼓励基层

落实大遗址群、城摞城保管，必须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国务院1956年通知第一条就有明示：“由于农业生产建设范围空前广阔，农村的文物保护工作已绝非少数文化工作干部所能胜任，因而必须发挥广大群众所固有的爱护乡土革命遗址和历史文物的积极性，加强领导和宣传，使保护文物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只有这样做，才能适应今天的新情况，才能真正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可见发动群众保护，既是必要手段，更是真正目的，诚如前引郑振铎先生阐明的，本不该受研究深度、保管难度干扰，可惜至今许多人仍不明白。

我国保护单位体制，值得引以为傲，也急需健全。该体制的本质，实为政府从人民群众长远、根本利益出发，上收处置权，不是公布的保护单位就不可改变。所以每遇地方领导人言说文物保护政绩，我总建议他们做负责任政府，将保护单位全覆盖，不再留“尚未核定”的，也学前辈说，这不过是发“身份证”“护身符”。对此多无反响，只有位县委书记坦明心迹：怎么敢公布那么多，拆迁就更拆不动！

群众支持才能保管好大遗址群、城摞城，而基层工作者则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夏鼐谈考古发掘》1985年在《文物报》刊出时他已去世，似先生绝笔：“报纸上刊登一条消息，说某单位在基建中发现了许多古物，后来都交到文物机构，受到了表扬。”“文物机构和报纸这样在表扬某单位时没有同时指出它的错误，在报纸编辑方面是出于不明白文物法令，但是，在文物机构方面，则是失职。”可见表扬群众的重要，而文物机构、传播媒体等，也需以细化的鼓励制度为引导，明白文物法令。

大遗址群、城摞城保管的题中之义，必有防止和减少文物非科学出土。在流散文物处工作时，我曾发表《小议出土古钱币的及时保护与整体保护》在《文物工作》，建议根据“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这是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提法）的程度，区分给群众的奖励。时已有山东省文物局的台立业先生叮嘱：法令不是捆绑基层自己人的，管理要面向社会。

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曾经遍布全国，基层仍可推行。1950年文化部、内务部所颁《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为郑振铎先生亲笔，细化首位任务“调查”首项为：“凡发现有破坏、盗掘或有其他危险情形时，应立即会同有关部门作紧急的措施。”可见调查中发现破坏、威胁也是优先行动，特别重要。与一般文化工作不同，这属于“正能量”，即抢救第一。

“地方性的”博物馆，现在太少。文化部1951年所颁《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是，以当地自然资源、历史发展、民主建设“三部分为陈列内容，使之与地方密切结合”。这种地志博物馆，才是基层应有的，新时代还是发展方向。

“要联系群众展开搜集和考古发掘工作，”在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郑振铎先生讲话提出要求：“中央不要抓得太紧，扣得太死，譬如，考古发掘工作，对有条件的馆，根据‘条例’应该鼓励其积极进行。”他对基层的这种鼓励，不仅指博物馆工作，新时代尤其需要，否则难以形成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谈不上保管大遗址群、城摞城。

以上认识，远不周全。总之，促成文物群体保管，乃至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一切文化和自然遗产，鼓励要多于限制。我们探访各地基层，对此是感触至深的。

附记：本文原题“细化大遗址群保护”，发表于湖北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编《新时代荆楚大遗址保护与考古（文化）遗址公园建设研究》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24年），文字过于简省，也有不妥处，现在是经过增改、完善的。——孟宪民2024年10月

①[美] 温迪•安西莫、罗伯特•夏尔著，沈梦蝶译《发现我们的过去：简明考古学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②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1年第1期。

③拙文：《大遗址大文物展示“中心环节”论——郭大顺先生文化文物行政理念再学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郭大顺先生介绍苏秉琦先生启发：对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附近商周青铜器窖藏坑，要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古遗址群看待，应把它们之间现在看来还没发现什么线索的“白地”都看作是重要范围。

④有“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科学的记录档案和组织具体负责保护人员”，后简称“四有”工作。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编：《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⑤张杰、刘可欣：《带一本书去旅行|走近“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激情一生 更深入理解华夏历史》，《封面新闻》2021年5月11日。

⑥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古城址往往埋藏很浅，高平低垫，很容易就被破坏，一重要，二难保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