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是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保管好考古遗产特别是至今沿用城址，适合国情，成由人为关键在方法运用。地方志、空中摄影等表面知识能构成保护措施起点，用于广泛宣传展示和制定计划规划，以促进城乡建设全面发展，是反蚕食的博弈，未必公园般美丽。考古发掘是双刃剑，要直面一切威胁、先于开发项目设计，基建出资不等于配合基建。重建有研究、解释作用，可促进整体抢救及社会进步，应采取适当方式并实行管控；任何标志性和实用性的建构，下桩基都须考古学家与建筑师充分商讨、仔细发掘获得新知。

关键词  前辈希望  考古方法  措施起点  直面威胁  各式重建  下桩基

“我希望大家围绕保护文物来做考古工作。”夏鼐先生在1984年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讲话时这样说，一年后他就去世了。他的文集《敦煌考古漫记》收入这篇重要讲话 [1]，笔者就是由此读到，一而再三。他讲到许多历史经验，有郑振铎先生反对发掘帝陵：“他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可他反对在那个时候挖明陵。”此话可证，郑先生不是先听取其他专家意见才做的决断，专业水准很高，不愧为我国著作科学考古发掘史的第一人[2]。夏先生最后道：“我们祖先遗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把它保护下来，传给子孙后代。我们可以做一些研究工作，用这些来宣传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平实而富远见：用了为后代保护文化遗产的概念，以“建设两个文明”为目的。彼时文物保护法只提到“精神文明”，2002年修订补“物质文明”在后，笔者参加一次座谈会曾这样建议。先生讲话还提到“各省应当有一个地方性的文物管理系统”。

这类希望也是不少前辈寄托的。李济先生1934年《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文，针对盗掘破坏及法令无效，提出“保存及研究”地下古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认为“并不是以见于国家法令为止，应该成为一种一切公民必须有的基本训练”[3]。李济是第一位在我国主持科学考古发掘的中国人，曾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委、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实为行业主要负责人。笔者细阅《李济文集》[4]和1943年《古物》^[5]文得知，他对顶层设计多有系统论述，是学者中罕见的。2000年寄望我们的是宿白教授。在北京召开的“机遇与挑战：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国际大会上，他所做的主旨发言，当年刊于《中国名城》，特加图例后，转年在首期《文物》以《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6]为题发表。文章最后一句：“希望各级领导积极支持、督导考古工作者要更多更快地进行这项工作，如再迟缓，现代的城市正在快速建设时期，很可能有些今天尚存的古代重要文化遗产就被铲平毁废了。”先生的学问确如大海，自不像小溪般喧嚣，但绝非不曾发出呐喊，他已尽考古学一代宗师之责。2018年他去世当天，笔者在一座谈会上向领导建议，将充其量不过几千处的已知古城址都公布为全国重点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月发表《心系城市考古与地下遗产的宿白师》文引述了他的希望，在《尽保城址论——何以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7]还提出，老房子都“应保尽保”了，各级领导完全应当发出号召“尽保”古城址。

兑现前辈希望，虽已有法令，但远不是“为止”。以往有些法令，为视野宏阔、学贯中西的前辈所拟，绝非照搬他国，仍很值得参考。如1963年文化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主持制定者、文物局王书庄副局长1951年任职前为科学普及局领导，是物理学家。另一最可参考的“管理系统”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以下称“洛桑宪章”）。笔者参加文物工作后能读到不少外国有关管理法规，大概要拜庄敏先生所赐。他是1952年中央考古训练班即“黄埔一期”学员，12月就调入文物局，当了裴文中先生的班主任助理，1984年任副局长。《庄敏同志生平》是1995年他去世时发送的，介绍他主持“翻译了一大批国际文博资料”。洛桑宪章能陪伴我们工作，要感谢考古学家李晓东先生领导的国家文物局法制处，1992年完成《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其中洛桑宪章是1990年10月才通过的，最晚出，真及时雨！

成立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功德无量，前景可期。蒙孙英民主任邀稿，笔者立马想到“考古遗产”为题的洛桑宪章，也想到前辈希望，觉得联系二者思索，都能增进理解和重视，所以贡献些这方面的体会。

一、 定义考古遗产

“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8]习近平总书记专题论述考古，把“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一些我国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提至空前高度。创新必守正，所以“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厘清考古遗产是什么，保管好，当十分重要。

很长的一句，洛桑宪章首条“定义与介绍”：“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实物遗产部分，它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它是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遗址）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9]由此看，考古遗产包括什么？内容十分丰富，关键在考古方法运用。这需要调研。上述总书记指示“做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的第一项，就有“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

我国考古的年代下限，是随着实践不断后延的。明显的例子，发掘定陵后考古年代下限由元代延至明。再往下延，已有实践。如广州黄埔军校旧址1996年的考古发掘，原址重建因此成功，还展示了工作过程和考古遗迹。在竣工典礼上，笔者听麦英豪先生自豪地说：我们发掘出了“黄埔三叠层”。这种“政策需求”，有些国家可能也意识到。《法国文化遗产普查的原则、方法和实施》[10]“给定的时间框架大致”为：上限公元400年；下限普查调查之时的前三十年，因“一般认为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时间”。页下译注：“公元400年的上限是为了与考古学学科的普查地图工作做出区别；通常意义上认为公元400年以前的遗迹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围。”

考古遗产的现代沿用也要研究，前引《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宿先生已点题，并指出隋唐以来“创建的城市要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考古发掘到主要目的层，一般都要先挖掉较晚的文化层，必须加以研究并慎重取舍。殷墟发掘很早就重视遗址成因和后来利用。“以前人们对中国营造学社搞的古代建筑史有些意见，他们偏重于搞古庙和古塔，忽视了古代人民的居住建筑。”上述夏先生讲话说：庙宇“考古也要涉及，但是不要局限于这些东西”。现在要拆除的老房，有些基础及墙体是古代的，属考古遗产，应运用考古方法进行拆除工作。

所有国际宪章中，洛桑宪章可能是最未受到重视的，却较符合我国国情。正如郑振铎先生说的，“中国是一个地下‘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国家”[11]，所以考古遗产才是我国全部文化遗产的核心。欧洲城市的大教堂众多，世人瞩目，我们不必过于钦羡，保管好自己的考古遗产，不避短而扬长。

我国幅员辽阔又文明悠久，城市的考古遗产，确远超他国。郑振铎先生也许因此才去写作埃及等国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提前发表序文《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呼吁：“为了我们的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义的、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万不能依赖了百难一易的偶然的发见，而一天天的因循过去。”而李济先生更早就认知国情。他在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1923）指出，“中国人是最积极的筑城者”且“筑城的所有日期都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录在案”。我国有多少古城？至今只他提供有精确数字：1644年前“记载中的城垣有4478座”，“所有这些只能靠考古发掘才能重见天日”。

既然李济先生能利用古城研究民族问题，拙文《大遗址承传：美丽城镇的文化复兴》（北仑文博2013）曾提出，今人条件优越，由众多城址出发，探索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学问，绝非难不可及。我国讲究生态文明的城市建设，可追溯至隋代，文帝建新都大兴在龙首原，善为利用自然环境，后改州县制，州县命名多自山水。“心奉先志”，炀帝亲行策划了东京洛阳建设，诏有“宫室之制本以便生”（《隋书》，《北史》为“便生人”）。作为一次规划建成的城市，大兴城的面积，至今都是世界第一大，洛阳城虽较小也不如它中正，却是城中贯以大河的，更史无前例，堪称人类生态文明史的巅峰之作。它们的影响，当然巨大，波及后世大小城市。这样丰厚的考古遗产，世上哪里去找！

二、保护措施起点

“对考古资源进行全面的勘察是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一项基本义务。”洛桑宪章认为“考古财产清单应该包括各个重要和可靠阶段的资料，因为即使是表面的知识也能构成保护措施的起点”。以此为题，笔者2014年为一部关于建立遥感考古综合体系的著作作序，提出需求：缩短由发现一处古迹遗址到采取保护措施的间隔，遥感考古应把握现实问题，先得表面知识，立于保护措施起点。

“航空考古学成效甚大，可以看成是田野考古学中的一支生力军。”结论出自夏鼐先生主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我国最早倡导遥感考古的是夏先生。他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已提到利用遥感影像“找寻和记录古代遗迹”。笔者2012年曾介绍亲耳所闻，在《遥感原理与方法及其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序：一位德国航空考古学家说，夏先生访德时曾拟随他做航空考古飞行，人都到了机场，却因雨未能成飞。20世纪80年代，我国遥感考古曾热潮涌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地矿局遥感站协作开展“遥感技术在寿春城遗址考古调查中的应用”研究，《科技考古论丛》有他们的论文；在黑龙江省友谊县，笔者曾分享县文物管理所分析航片、发现古城的欣喜收获；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培养一位考古工作者为飞行员，应与夏先生重视有关，或就是他促成的。“山东考古常开风气之先，遥感考古即其一。”[12]笔者在《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及龙王庙古建筑群调查与发掘报告》书评这样说，遗憾是提到老所长张学海先生时，未述及1995年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上他报告的经验：快速钻探，为保护赢得主动。

为创立中国的“航空考古学”，1995年笔者曾随考古学家、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馆长访德，乘轻型上单翼飞机腾空盘旋，推开窗子做摄影勘察，铭记深刻：任何先进的遥感技术也无法代替学者在空中的慧眼会心。后该馆成立研究机构“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应属学科确立重要标志。学科的正式称谓，笔者仍觉得“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学”更合适，即使“遥感考古”包含已全面。据说德国各州文物保护局坚持航空摄影考古，成例行制度，年年有新发现。他们认为，古遗址已知者只占总量少数，要不断去发现，还要去不断发现和记录遗址细节、受威胁的状况，以决择包括发掘在内的保护措施。这一经验可助我们理解洛桑宪章的“起点”说。

为立于保护措施起点，我国地方志需大加利用。洛桑宪章“整体保护政策”条说：“考古遗产的保护必须纳入国际的、国家的、区域的以及地方一级的规划政策。一般民众的积极参与必须构成考古遗产保护政策的组成部分。涉及当地人民遗产时这点显得更加重要。”地方志记载当地遗产甚多，它们或许仅有地方意义，但如缺失，国家的历史也将不完整，是值得深挖价值的。如安徽太和县民国县志“古迹”部分记有7 处故城，称“遗址存”。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大量刊出地方志城图，笔者问编辑组叶学明组长原因，这位考古学家告诉：各地普查登录的文物点多无这些“城摞城”，需要补缺，以警示城址尚存。其实，据笔者观察，即使登录者有关规划也没注意，以致财政大幅增加的经费也未投入，偶有配合基建的考古成果可贺，却掩饰了普遍的窘境。上述《尽保城址论》还指出一种新威胁：大肆打造地下停车场，有些规划专家无视而且正在毁灭老房子下的城址。

什么是构成保护措施起点的表面知识？需要强调的，不是考古遗产本身的价值，而是其所受的损害及威胁，洛桑宪章对此显然简省了笔墨。解释“保护”，《现代汉语词典》是常识：“尽力照顾，使不受损害。”无损害即无保护。而损害，表面上就可分为剧烈和渐变的，原因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人为因素又有一类，为专业行为的缺乏和不当，补充缺乏，尚需筹措，纠正不当，则可立行，如郑振铎先生反对发掘帝陵。我们应当觉悟，很多保护措施是不能等待的，属于抢救。

寻求多点突破，总有收获。关于措施起点，前述《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所示，不止“四有”即“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科学的记录档案和组织具体负责保护人员”，还有“要进行”的其他工作：“为解决和生产建设的矛盾，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作用，要进行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划工作，以便纳入城市或农村建设规划”，系指文物部门规划自主措施，不能别家代劳；“广泛地运用各种方式，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经常的宣传与介绍工作”，破坏威胁下就是抢救起点。现在很多保护规划有展示或开放条件不成熟的结论，是由于目的不明，考古遗址多可达易达，本就是开放的，越是现状不佳，越要想尽办法宣传。这是反蚕食的博弈，不是文艺表演，也不一定公园般美丽。

三、发掘直面威胁

发掘是双刃剑。“由于发掘总是意味着需要以失去其他资料甚至可能以毁坏整个遗址来选择将要记录和保存的证据，因此只有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方可做出发掘的决定。发掘应该在遭受发展规划、土地用途改变、掠夺和自然蜕化的威胁的古迹和遗址上进行。”洛桑宪章道：“作为例外情况，为了阐明研究问题或为了向民众展览而更有效地阐述古迹遗址，也可以对没有遭受威胁的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应该是部分的，留一部分不受干扰，以便今后研究。”

发掘主要目的之一，其实就是明确考古保留地。前引夏先生讲话紧接的是：“我们考古发掘不要只想着挖宝。如果暂时可以少挖或不挖，留着它配合基建再去挖。”少挖或不挖是考古工作者最基本的素养。“中国考古学现在最要紧的是保存方法。”1928年李济先生于中山大学讲演《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说：“地下古物，最重要的要先有问题，有目的去发掘，才能注意到各方面细微的物事。若鲁莽从事，一定毁残了固有的材料，不如不动，将来还有发掘的机会。”稍后郑振铎先生在《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的序中也有同样意思。时他们尚未谋面，1948年才交集密切，据《郑振铎日记全编》畅谈6次，拙文《郑振铎先生的文物行政学说》抒感：当年在南京成贤街，两位先后成为文物行政主持者的学问大家，无意间完成了时代的交接。

“开发项目构成对考古遗产的最大威胁之一”，开发者有责任对其影响进行研究，洛桑宪章“立法和经济”条说：“此种研究经费应包括在项目经费之中”。所以基建出资不等于配合基建。即使对《文物保护法》所言“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考古也应先于基建项目的规划设计进行。除非国家重大工程，考古无须配合什么。循夏先生所示，我们确需开发一种“管理系统”：经主动发掘的遗址，让位基建时，再回收“研究经费”。笔者曾问长期主政的考古学家黄景略先生，为何我国没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难道不知日本有“埋藏文化财”？他说：当然知道，文物保护单位已包含在内，那提法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只挖出器物就可以，但实际上遗迹更重要。

“古城址往往埋藏很浅，高平低垫，很容易就被破坏，一重要，二难保护”，是保护发掘的重点。桃李满天下的苏秉琦先生在1975年就这样指出，1997年的辞世之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仍在回顾。拙文《大遗址大文物展示“中心环节”论——郭大顺先生文化文物行政理念再学习》还提到苏先生另一重要警示：有些遗址“应看作原来地上的古建筑、纪念址”，如姜女石秦行宫遗址，保留意义可与长城相比，长城可做中华民族象征，此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初形成历史时期标志[13]。考古遗址并非都是埋于地下的，所以宿先生才呼吁不要“铲平毁废了”。

洛桑宪章启发我们，直面一切对考古遗产的威胁。洛阳隋唐城定鼎门遗址，国都主轴线的端点，当年主动发掘的决策，是笔者得考古学家叶万松先生消息，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冯浩璋处长和洛阳工作站几位考古学家在现场做出的。其早遭水渠、小工厂蚕食，正北又有大工厂在建，而洛南大道开工在即，要纵穿遗址，形势极其严峻。发掘就是为整体抢救隋唐城，所以立“定鼎新门”地标是必须，可惜行动还是慢了点，高度低了些。距其最近的隋唐城西南角，是又一地标，现有洛阳考古博物馆，但登斯楼也，却不能尽望“新门”城楼。这些地标，无论幸存和新建的，都在提醒我们，关注所有古城址的城门和转角处的细节：夯土砖石，与护城河的关系，是否被其他建筑利用也破坏着。“地面上古迹保存，需各地设普通博物馆，愈多愈好”，也是前述李济先生1928年讲演所示。因之，凡古城址所在城市，都应借鉴以往经验，做得更好，并扩张影响力，抵御基建对遗址保存的威胁，整体保护与发展历史性城市景观。

具体到某一遗址，发掘也当直面威胁，此点洛桑宪章未提及。我国结合基建项目进行考古的典范之作，是首阳山电厂选址避开洛阳汉魏故城后，段鹏琦先生发现偃师商城。这启示我们：对一处考古遗产的发掘，也要选择人为与自然威胁最厉害的局部先发掘，结果也许会出人意料、柳暗花明。如商丘寻商，老城区“龟背”高地不可躲过。“早期的中心直到今天仍然是都市中心”，科林•伦福儒先生在《考古学》中认为，城摞城只是“实际操作更困难”[14]。谋事成事都在人，这需要去争取。

四、重建也为抢救

洛桑宪章“重建”说，国家文物局1999年报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规划基本思路》可能是最早引用的。该基本思路是：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方针，负起历史责任，从根本上改变大遗址保护的被动局面，必须大规模抢救，保护修复重要遗迹，整治环境，制止破坏，同时连带进行宣传展示及环境建设，教育人民、改善当地群众生活，从而促进遗址抢救。主要任务第5项，列有许多具体展示措施，最后提出加强对重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为避免争议，引的几近洛桑宪章原文：重建可以起到试验性研究和解释的作用，应非常细心谨慎，避免影响任何的考古证据。为了真实可靠，应考虑所有证据。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重建不应直接建在遗址上，并应能辨别出为重建物。

2011年初，国家文物局老干部聚会，当得知财政部提出“十二五”期间拨给大遗址保护500亿元经费时，张文彬先生高兴地对笔者说：“我也写过大遗址保护的东西。”他是指《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团结进取，做好新世纪的考古工作——在1998—1999年度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其中说：我们主张通过合理利用促进保护抢救、考古成果转化，引导人们对遗址游览、观赏和保护的兴趣，我局已正式向国家计委提出了建设国家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的设想，希望将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列入“十五”计划[15]。老局长没有忘是笔者当年起草的报计委文件。“促进保护抢救”，他点到中心，重建更是如此。

该《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规划基本思路》报出后，笔者就遭逢雷峰塔、永定门重建，虽都同意，但受洛桑宪章启发，认识有别。2000年在浙江，笔者应邀去看雷峰塔遗址，听说已决定重建，如不批准发掘就建在遗址旁边。遗址为省文物保护单位，所在西湖为国家风景名胜区，按法规应由省政府决定，国家文物局要干预只能批复发掘，于是个人表态同意发掘，说如恢复该地标，位置最好分毫无差。以后的事，笔者细节不清，但也关心，认为结果不错：所谓重建者称“雷峰新塔”，未影响“西湖”申遗。拙文《古代城址应如何向公众展示？由即墨古城想到的》[16]归其为“覆罩遗迹的标志性建筑”：“这种展示遗址真迹、并于上方罩以标志性建筑物，甚至可以登临其上观景的方式，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物保护的一个重大创新，受到国际肯定。”由此事笔者还得到另一认识：只有将这类地标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能管控重建及其质量；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标遗存，本就应是国保，“直接确定”是法律赋予国家文物局的权力，立即可行，不必等待批次。

遇永定门重建在后，笔者转博物馆司后的头等要事，就是给原副司长、已调国际友谊博物馆任馆长的罗伯健寻找馆址，于是主动投稿《中国文物报》并发表《北京城中轴线与国际友谊博物馆》[17]。该文认为，用发展的眼光看，中轴线缺失的大地标需恢复，但不必拘泥原有功能、形式和南北向位置。也就是说，所谓重建者最好选择国际友谊博物馆，无论形式，不偏轴线东西即可，最佳选择在永定门遗址正南，赋永定新义“国际友谊”。

重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洛阳，白献章先生任洛阳市文物园林局局长的时候，可惜他离职不久就去世了。隋唐城应天门东阙基址修复，在发掘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岩先生悉心指导下效果甚佳：根据发掘证据重建墙体、散水，未至台面，当时我们曾畅想整个应天门将如何。天堂遗址当时已在市文物局院内展示：中央圆形石构，展出的原状；两周圈大型石础，是地下遗迹的模拟。此种做法很先进，很可能也是庄敏先生和一些专家学者的共同创举。大明宫麟德殿基址的升高模拟，或就在天堂遗址展示前后，杨鸿勋先生曾对笔者说，他的设计方案毫无差错，遗憾是受材料、工艺所限，构件制作未追唐代。某企业拟投资几千万元重建天堂，是白局长告诉笔者的，受洛桑宪章启发，我们商讨在近处建个较小体量的，似更可行，既方便登临俯瞰天堂遗构，远眺也对抢救城市建成区的古城址起到促进作用。此事多年后笔者写入《文化遗产保护之观景台》文投给中国文物报，也是以此纪念他。后《东南文化》刊发是以《论观景台之作用、保护与制度建设》为题的，文、图已有不同[18]。现在看都有缺憾，从文化带建设出发，观景地带也需强调，这不是什么公园就能包含的。

“重建”写在洛桑宪章第七条“展出、信息资料、重建”。所以首要和关键是展出：“向民众展出考古遗产是促进了解现代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促进了解对其进行保护需要的方法。”因此上述《古代城址如何向公众展示》把“展示考古现场和公众参与”列为第一做法。洛桑宪章提示了专业基本遵循，重建的具体方式则需因时因地置宜。重建的再高大，也得注意大范围管控环境，保持优良的视野，否则更高大的建筑仍会凑来，令人唏嘘。

不是“高大上”的才应当重建。洛桑宪章说的“试验性研究和解释”，其实就是实验考古学，也是需要开展甚或普及的科学活动。《李济传》刊出一幅未发表过的照片，是1932年春李济先生在殷墟“带领工人打板筑的情形”，但究竟筑的什么未明。有趣的是，同一照片2018年《澎湃新闻网》刊出时，竟引有说明：“B100甲之筑土，用版筑盖休息室。”原来它有编号又实用。这启发我们去重建实用的东西，使有些考古遗产在展出同时，变“废”为用。如在原址重建水系时，为不影响考古证据，底、岸应适度内缩，这也是不“直接建在遗址上”。

如何下桩基？是各式重建的难题。考古遗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土地，仍要沿续居住、商用，也得下桩基。上述《古代城址如何向公众展示》认为，一种最佳选择是“架空柱支撑实用建筑浮于遗迹上”，以建在遗址上方的雅典新卫城博物馆作为示范：柱网选布是考古学家与建筑师充分商讨的结果，每一基坑都经仔细发掘获得新知。无论如何重建考古遗产，运用这一方法，才是关键。

成事由人为，关键在方法。保管好考古遗产，笔者以上所言，只是点滴体会，希望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能成为正式的开始。

注释

[1]夏鼐：《文物和考古》，《敦煌考古漫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全文见《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

[2]孟宪民：《郑振铎先生的文物行政学说》，《东南文化》，2019年第1、2期；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页；郑振铎：《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郑振铎：《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序》，原载《民铎》1929年第10卷第5号，《郑振铎文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3]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李济文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原文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7号。

[4]李济，张光直：《李济文集(1-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李济：《古物》，《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历史语言研究所网站显示，该文为1943年《中央日報》全国美展特約论文。笔者曾至南京博物院图书馆参拜原稿，所见为曾昭燏先生手迹，在她的一册抄本中，全文末句的最后，较《东南文化》刊文多15字。

[6]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1年第1期。

[7]孟宪民：《尽保城址论——何以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公众号2018年5月17日

[8]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

[9]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10]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办公室编译：《法国文化遗产普查的原则、方法和实施》，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第13页。

[11]郑振铎：《考古工作与基本建设工程的关系——在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2月，据北京图书馆藏郑振铎手稿排印，《郑振铎文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12]孟宪民：《大型工程遗迹考古的有益探索——读<汶上南旺>》，中国文物报2011年7月。

[13]孟宪民：《大遗址大文物展示“中心环节”论——郭大顺先生文化文物行政理念再学习》，《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14]（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209页。

[15]张文彬：《张文彬文博文集》（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92页。

[16]孟宪民：《古代城址应如何向公众展示?由即墨古城想到的》，《大众考古》2015年第3期。

[17]郑趣：《北京城中轴线与国际友谊博物馆》，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24日。

[18]孟宪民：《文化遗产保护之观景台》，《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17日；《论观景台之作用、保护与制度建设》，《东南文化》2010年第4期。

附记：上文原刊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编《考古遗产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年6月。现稍有校善。（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