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唐宋郑州城位置

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城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努力打造的国家中心城市，更是世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郑州是一座历史底蕴丰富的文明之城，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郑州古代城市形态变迁过程（引自刘亦方《关于郑州商城内城布局的反思》图二）

地处郑州城市中心区的郑州商城遗址是郑州这座古都的城市名片，对它的考古工作与学术研究已经持续了70余年。学术界基本上认为，郑州城自商代前期作为都城开始至1954年作为省会城市，经历了都城—邑城—州城—县城—省城的城市发展阶段。而且，各个时代的城市建设都以郑州商城城垣遗址为基础开展，形成了3600年以来城址不移、人脉不息、文脉不断的特有城市人文景观。

我们曾对郑州商城的城市生命史进行过初步探索，对郑州城市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唐宋郑州城给予过关注，但寥寥数语，叙述过于简略。这里，本文将重点从城市考古的视角对唐宋郑州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做一扼要介绍。

一、唐宋郑州城的区位

说起唐宋郑州城，必须搞清楚唐宋郑州城与商代郑州城（常称之“郑州商城”）之间的空间关系。

唐宋郑州城是在郑州商代都城遗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简单来讲，唐宋郑州城利用了商代郑州城的南部（主要是商代南墙、西墙和东墙合围的南半部，新修了北墙）。对应今天的郑州行政范围，唐宋郑州城主要分布在管城回族区范围内。

关于唐宋郑州城的行政区划变迁，文献中也有较多记载。

隋开皇三年（583）改荥州为郑州，今天的郑州地区开始以“郑州”为名。隋开皇十六年（596），郑州改称管州，州治有成皋迁至管城（今管城回族区区域），管城县至此成为州县治所。

唐武德四年（621），在汉代以来管邑范围的基础上筑城墙，设城门4座。唐贞观七年（633），又“自武牢移郑州理所于管城”，管城县作为州县治所才稳定下来。唐末，郑州遭到兵毁，曾与黄巢联合作战的秦宗权攻陷郑州，后为朱全忠所败。

宋初郑州升为防御州，景祐元年（1034）升为节度州，崇宁四年（1105），建郑州为西辅，属京西北路，有“介二都之浩穰，承千里之风化，陪京之重，是惟郑邦”（宋·刘攽《彭城集》)之誉。此后，郑州作为宋代四辅郡之一，处于重要的地位，“西辅”也一度成为郑州的别称。

总之，唐宋两代（618～1127）均设置“郑州”这一行政区划，自贞观七年（633）“自武牢移郑州理所于管城”，郑州治所均设于管城县，唐宋郑州城是长期作为州治所在地所使用的。

唐宋郑州城的区位图（引自《郑州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与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图2-5）

唐宋时期是郑州地区发展的一个高峰，管城县的交通地位凸显，郑州城处在唐宋时期都城附近的水陆交通要道处，具有拱卫都城之区位。因此，在唐宋时期，郑州城的城市发展与社会生产、生活也遗留下来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二、唐宋郑州城的城市考古工作方法

古今叠压型城址，是指从古代沿用至今基本重合或扩展或缩小的城址，并在当今城址内还保存有不同时期改造利用所遗留下来的各类遗存。郑州城像洛阳、开封、西安、北京等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无疑属于古今叠压型城市。这类城市有别于处于旷野或郊区的城址，具有延续时间长、堆积深厚、勘探或发掘面积所限、工作难度较大等特点。

关于这类城址的考古工作，前辈学者如赵正之、宿白、徐苹芳、杭侃等先生等均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徐苹芳在主持元大都考古工作的实践中，逐步总结出此类城市的存在规律并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考古方法。即：“在古今重叠的城市内，对古代城市遗迹不可能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因此，要研究古今重叠的城市，唯一的方法便是考察分析现代城市中所遗留的古代城市遗痕，并据以复原被埋在地下的古代城市的平面规划和布局。”“……这说明古代的建设能力，要彻底改造原城市中的街道系统是十分困难的，一般都是沿用旧城街道，明清北京城沿用元大都街道系统是很正常的事情，为我们考察古今重叠城市提供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工作方法。”而徐苹芳主持的元大都考古则成为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

杭侃在《地方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古今重叠型城址的研究方法》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古今重叠式城市考古的方法，其核心内容是改变考古工作者一般田野考古层位学的观念，把探沟、探方中按层位发掘的方法，转移到整个古今重叠的古城遗址上去，在现代的城市实测图上，发掘埋在下面的城市的遗痕。这种探索的方法，必须建立在文献、考古发现、古地图和现代实测图的多方实证的基础上，力求多重证据，科学缜密地研究，最后求得的是充分反映中国古代城市整体规划的这一特点的古代城市图。”

这样的复原古今重叠型城市布局的考古方法，为我们研究唐宋郑州城提供了明确清晰的思路。正是在上述理念方法的指导下，唐宋郑州城的这种复原工作不仅要关注文献、不同时期的地图，凡是与城市相关的种种遗迹现象，诸如古建筑、碑刻、墓葬、古树、地下的遗迹遗物等成为考古工作者关注的对象。

三、唐宋郑州城的城市要素

众所周知，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提出了由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五者构成了城市必不可少的五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产生影响，共同形成对于一座城市的印象。这些是基于国外的城市标本开展的研究，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城市研究另当别论，但依然对城市研究有足够的借鉴意义。

当然，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有非常成功的研究案例，这里列举王书林先生的《北宋西京城市考古研究》一个例子，王书林先生对北宋西京即北宋洛阳城的城市诸要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复原北宋西京城市格局、探讨城市功能分区及城市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进而确定城市定位和分析城市演变历程。这无疑为我们深入了解北宋西京洛阳城又开启了一道门。

本文也借鉴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充分考察郑州城市考古获取的各类讯息，对唐宋郑州城的城墙、城门、道路、衙署园林等城市诸要素进行全面梳理，试图一窥唐宋郑州城的城市空间面貌。

（一）城墙

前文已有描述，考古发现表明，唐宋郑州城呈横长方形，其中西城墙、南城墙和东城墙这三面是利用了郑州商城原有城墙进行增补、改扩建的，只有一面，就是北城墙，不是利用原来的商代城的，而是重新修建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材料来论证高高突出地面的郑州城墙最早在商代开始修建，郑州的建城史可以向前追溯到商代。不过，稍后就有学者如荆三林先生怀疑郑州故城可能是隋唐城址。考古工作的逐步开展，打消了我们对商代城址的疑虑，但同时也提出了唐宋郑州城的城市形态、城市布局等一系列问题。伴随着郑州的城市建设展开了长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利用城墙的缺口观察了许多剖面，陆续发现有唐宋时期的城墙夯筑行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墙的修建年代问题。

这里重点要探讨的是北城墙的修建年代问题。

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执笔的《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和众多学者的研究，都普遍认为唐宋郑州城的北城墙是在汉代城墙的基础上修筑加以利用的，也就是说北边的这段城墙最早修建于汉代。

1984年河南省中医研究所发掘地点北城墙剖面图

2017年郑州市城北路发掘地点低空拍摄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

2017年城北路发掘地点唐宋夯土城墙保存现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绘制）

但是，通过梳理已经发表的不同时间或地点上的考古发掘材料，并结合最新发掘材料，我们有了新的认识。比如在1984年中医研究所发掘地点和1997年的再次解剖表明，这段城墙都发现有唐宋修筑的现象，而非汉代修建的，可以看出城墙剖面呈梯形，顶宽11米，底宽26.1米，高7米。2004年人民路丹尼斯发掘地点也证明城墙始建年代不早于汉代。我主持的2017年城北路发掘项目更是提供了新线索，在这个发掘地点，考古发掘正好清理出一段城墙本体和外侧的城壕。根据城墙夯土中夹杂的瓷片，分辨出唐代与宋代两个时期的夯层材料、工艺的差异，进一步证实了郑州北城墙始建于唐代，宋代继续沿用并不时有修补，所以这段城墙始建于汉代的证据目前来看是很不充分的。

金水路河南省老博物馆发掘地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绘制）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图中三角的位置，是郑州商城北城墙的所在，但是我们通过发掘也发现有宋代修补商城北墙的情况，说明至迟到宋代，在城市的外围还在地面上看到突出的土墙，形成了唐宋郑州城城市北部的一道城市景观，让人不得不怀疑唐宋郑州城的城墙结构，简单地讲，是否存在北面的重城结构？以上只是推测，还需再做考古工作。

（二）城门与道路

一般来讲，城门与城市的主要交通干道是相关联的，共同将城市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单元，构成城市内部空间的基本框架。

2000年郑州城东城门（元代）遗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

关于城门，目前还没有发现一座属于唐宋时期城门的直接考古证据。但是，有一处发掘地点值得重视，那就是2000年东西大街拓宽工程中在郑州城的东城墙豁口处进行考古工作，发现有早至元代的城门遗址。城门遗址全长（东西）25米，宽（南北）（南侧受路面限制未作清理）13.5米。经初步研究，认为城门主要由六部分组成，即碑楼、记事碑、城门主体部分、后建城墙护砌部分、城门内路面铺石部分、城门外侧建筑遗存。城门内宽近5米，长16米。依据发掘清理观察推断，该城门始建于元代早中期，始建时为石砌。该城门曾经过两次修复沿用，自元代（1271～1368）始建曾未间断一直使用至1949年左右。

明清地方志城图所见城门（图片采自明、清《郑州志》）

文献记载中也有关于城门的线索。唐代刘禹锡的《管城新驿记》记有“……先是，驿于城中，驲遽不时，四门牡键，通夕弗禁。请更于外隧，永永便安……”，由此可知，唐代郑州城至少有四门。城门一经设置，基本为后世所沿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城图中对城门有明确的标示。

关于主要街道，宋代的庄绰《鸡肋篇·川陕驿路纪事诗》提到：“郑州去京师两程，当川陕驿路……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参考后世明清郑州城图，结合多年的考古发掘资料，我们有理由推断，唐宋郑州城整体呈四门十字街结构，主要道路干网是东西大街与南北大街十字交叉。

另外，考古也有许多次级道路或更低级别道路的实例发现，举例如下：

书院街北片区发掘现场以及十字交叉道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宋振民供图）

一是书院街北片区2022年发现的三条道路。一条是南北向的道路，已揭露长度60米，宽约15米，判断与南大街有关系，而且很可能通往南城门。另外两条明显十字交叉，交叉处有一处砖砌水井，南北走向的道路长约110米，宽约6～7米，道路外侧发现有房址，说明可能是居民区或里坊之间的道路，街道的交叉处是周边居民共用的水井。

2021年创新街小学北校区南北向道路位置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绘制）

二是创新街小学北校区发现的一条道路。道路大致呈南北向，已经发现的长度约50米，宽5米左右，唐、宋一直沿用。

2016年城内东南部发现现场以及道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绘制）

三是城内东南发现的一条道路。整体呈」型，一段呈南北向，长度约10米，然后再折向西延伸。道路基础保存较好，唐宋时期使用，并且沿用时间较长。

（三）衙署、园林与一般住宅

衙署不仅是中国古代官吏办理公务的场所，也是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空间。从学者们的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如袁琳《宋代城市形态和官署建筑制度研究》），唐宋时期地方城市或一般城市的官署的布局至少包括正衙、官舍及园林三部分。

唐宋郑州城的衙署，地方志记载中比较清楚，从唐宋以来一直到明清时期沿用，位置就在今天的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区政府所在地。明成化《河南总志》载：“郑州治，在本城内即唐管州旧址，五季兵毁。”明嘉靖《郑州志》卷二《建设志》“公署”条：“州厅宇，唐武德四年置管州时创建。国朝洪武初，知州苏璹因废址重修。宣德四年，知州林厚重建仪门……”清康熙《郑州志》卷三《建置》“公署”条：“旧州治与州城南门对，唐武德四年置郑州时建，至明季，为流寇焚毁。”此外，乾隆《郑州志》、民国《郑县志》的记载皆与之相同，明清地方志记载的衙署位置基本不变。因为该位置一直被保护利用，所以考古工作开展得极少。

现有地方志中所见衙署位置图（图片引自刘亦方《唐宋郑州城市形态复原研究》图一）

唐宋郑州城衙署后面应有园林空间。从文献记载来看，明嘉靖《郑州志》载：“候月台，在州治后，今废。有巍石刻‘候月台’三字，今尚存。浮波亭，在州后，有池，宋陈尧佐判郑时建，今废。石碣上刻《浮波亭诗》五首，今尚存。”此外还有不少文人骚客写就浮波亭的诗篇。在考古证据方面，有零星的考古发掘工作，仅在现在管城区政府北侧的味精厂发掘点发现有唐宋时期淤积层和建筑废弃堆积。另外，从1965的航片上仍然还可以看到推定的衙署区后面还有水面存在的现象。

其他公署与一般民居在郑州城市也有发现，但是大多保存不好。

（四）寺观、市场、州学等公共空间

地方城市一般都有寺观、市场、州学县学之类的公共空间，唐宋郑州城也不例外。

关于寺观。宋人庄绰的笔记《鸡肋编》中记载郑州城“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目前有可以确定又有考古证据的有两座寺庙。

开元寺塔老照片

开元寺塔地宫石棺

一座是开元寺，目前可以确定开元寺旧址就在今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明嘉靖《郑州志》载：“开元寺在州治之东，唐玄宗开元年创建，国朝永乐十八年，僧明福重建。”明清地方志中皆有记载，开元寺位于城东，并建有舍利塔一座。20世纪30年代也曾留下开元寺塔的珍贵照片，可惜的是，开元寺毁于20世纪40年代的炮火。20世纪80年代对开元寺塔地宫进行了发掘清理，清理出有石棺等重要文物。石棺盖上有“大宋开宝九年”的刻字，可见开元寺塔的建造年代不早于北宋开宝九年（976），这说明唐代开始建开元寺，可能并未修建佛塔，直至北宋才修建开元寺塔。北宋景德四年（1007），北宋皇帝宋真宗途径郑州，曾到开元寺看塔，史载宋真宗及随从“观新塔”。还有，在开元寺旧址周边出土不少唐宋时期的佛教造像和经幢，但开元寺具体的布局面貌仍不清晰。

崇圣寺位置示意图

另一座是崇圣寺，目前确认在城东北今东里路附近。从文献记载看，明嘉靖《郑州志》载“崇圣寺，在州北拱辰门外东北，创建于宋熙宁间，元季毁于兵燹。国朝洪武十五年，僧正仁寿仍故址重建。”清康熙《郑州志》载“紫荆山，乃北门外崇圣寺后旧城址。”从考古发现看，在黄委会62号楼和黄河菜场的发掘地点，发现有建筑或柱子基础形式的宋代方形磉墩，成组成排分布，有一定规律，且规模较大，表明附近存在有宋代的大型建筑。周边还有类似的发现，这些足以证明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崇圣寺”所在地。

2020年唐宋郑州城市场的位置示意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绘制）

2020年创新街小学北校区发现的唐宋烧土面、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

关于城内市场，一般讲唐代对于市场的设置是有严格的规定与管理，宋代相对宽松。目前，线索表明郑州城内较为固定的市场位于城内十字主街的交叉口附近，也就是现在的郑州市紫荆山路与东大街交叉口周边。有力的证据就是在紫荆山路与东大街交叉口周边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局和创新街小学北校区两处发掘地点，都发现有唐宋时期密集分布的烧土面、窑、灶、水井等，其中灶形状多样，应该不是一般居址所使用的，应该与生产生活气息浓厚的市场有关系。根据明清等晚近的地方志，明嘉靖《郑州志》载“大市街”，清康熙《郑州志》载“大市口，在东街”，乾隆郑州志、民国郑县志沿袭，似乎也表明更早如唐宋时期的市场与上述地点有关。

关于州学县学，明清地方志载郑州城市内有县学、州学，有学者推测唐宋时期州学位置可能有前后因袭的关系，但缺少确切的考古资料证据。

（五）亭驿、仓窖、铜钱窖藏等

北宋东西两京驿路图（图片引自王文楚《北宋东西两京驿路考》所见奉宁驿图）

关于驿站，唐刘禹锡《管城新驿记》载：“大和二年（828）闰三月，荥阳守归厚上言：……先是，驿于城中，驲遽不时，四门牡键，通夕弗禁。请更于外隧，永永便安……”《参天台五台山记》（《成寻记》）是记录日本僧人成寻熙宁五年（1072）访宋的记录，里面也记载：“次过五里，奉宁驿，午时止宿。使臣本宅在此州，因之逗留”。《宋会要·方域》（五）载郑州“建隆元年，升为防御，景祐元年，升奉宁军节度”，由此可证郑州奉宁驿名来源于节镇之名。王文楚先生的《北宋东西两京驿路考》对郑州的奉宁驿也有非常详尽的考证。郑州又设置旅舍。《青箱杂记》（卷一）载张公咏“布衣时常至郑州，宿于逆旅”。

总之，从唐代称管城驿、宋代称奉宁驿这一名称变化推之，唐宋郑州城的驿站地点可能不是同一地点，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城内的仓窖发现不少，但未开展相关的科技分析。

关于铜钱窖藏，发现不少。其中，一处位于郑州文庙附近，出土有宋代铜钱5万余枚；一处位于“大市”的南部，出土的宋代铜钱用双股麻绳穿串放置，铺放19层之多；还有一处位于书院街北片区，放置于一件大型陶瓮内，以唐代的开元通宝居多。

（六）城市水系

唐宋时期郑州城周边水系图（刘亦方《试论郑州城垣形态与相关河道变迁》图六）

1.城外河流与护城河。与唐宋郑州城发生密切关联的河流主要有两条，即流经城北部的金水河以及城南部的熊耳河。金水河与熊耳河亦都源自郑州市西南，大体自西南而东北穿过郑州城。就河流与城垣的位置关系而言，熊耳河的位置恰位于城址南墙之外，并与之平行流淌了一段距离后，紧贴城墙东南拐角朝东北方向流出。金水河河道则位于城址北部，横穿了紫荆山一带向东流。

《宋史》载“金水河……本京水，导自荥阳黄堆山，其源曰祝龙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引水过中牟，名曰金水河……”唐宋时期沟通洛阳与汴梁的运河系统对区域内的河流都会加以利用，郑州地处洛汴之间当然也不例外，而金水河的得名就源自宋代金水（运）河的修建。

2016年城北路发现的唐宋时期郑州城北城墙外的护城河（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绘制）

紫荆山附近发现的一处宋代水磨遗存

在城北路与紫荆山交叉口附近，考古发现有一条东西向的沟渠，应该就是唐宋时期郑州城北城墙外的护城河，其水源来自金水河。另外，在唐宋郑州城城北外侧紫荆山附近发现一处宋代水磨遗存，也应该与金水河有关。

熊耳河在汉唐以来的传世文献中找不到相关记载，但是很可能是唐宋郑州城南城墙外侧的护城河。

2021年发现的唐代水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

2.城内水池与沟渠。2021年，在郑州文庙东侧靠近东城墙的地点发现一处唐代水池，修建规整，口部呈长方形，位于西侧的进水口斜壁及底部铺有石板，两边立有青砖。

2019年城内中部的G3及出土瓷器（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

城东南部发掘点的G1、G3及出土瓷器（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

另外，唐宋郑州城内还发现有长度不一、深浅不同的沟渠，如城内中部的G3，长度近75米，宽约10米，有多次冲刷与清淤现象。城东南部发掘点的G1和G3，伴出有大量精美的枕、壶、胡人俑等瓷器。

（七）手工业生产等遗迹

2003年出土的唐代铸钟遗迹，现存放于北京大钟寺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

2021年城内东南新发现铸造遗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绘制）

2021年城内东南新发现铸造遗迹解剖平面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

唐宋郑州城内也发现有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现象。一处是2003年在城内西南发现的唐代铸钟遗迹，已经整体提取保存在北京大钟寺博物馆。另一处是2021年在城内东南新发现的，共发现5座唐代的形状相同的圆形遗迹，通过对一座细致的解剖清理，初步判断是铸造大型圆形金属物（如锅或钟）的残留遗迹。

（八）墓葬等

唐宋墓葬埋葬地点示意图

我们简单梳理了部分唐宋墓葬的埋葬地点，大致分布在城外。唐代在城北、城西居多，宋代在城南、城西居多。

2022年塔湾古街发掘地点发现的人骨埋藏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

另外，唐宋时期郑州城内也有零星的瓮棺葬和迁葬现象。最为重要的是2022年在塔湾古街发掘地点发现的人骨埋藏坑，目前发现14座，开口形状为近方形，深度约0.4米，分布较为集中，每一座坑内都堆积着密密麻麻的骨架，有意识摆放，堆放有次序。这些人骨埋藏坑的年代不早于晚唐，而埋藏地点就在唐代开元寺的东侧不远，可能与开元寺有一定关系。

21世纪唐宋郑州城内的出土瓷器（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拍摄）

持续多年的城市考古工作清理出数量众多的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各类遗迹，如水井、灰坑、小型灶或火池等，同时也出土大量精美的唐宋釉陶与瓷器产品，因为郑州优越的地理位置，我们发现有来自四面八方众多窑口的产品。

四、结语

唐宋郑州城空间布局示意图（底图引自《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规划》）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郑州城有效沿用郑州商城内城南部的三面城垣，又在北部新建北城墙，从而构成了横长方形的城市基本形态。四门十字街的格局自唐代奠定基础，次级道路唐宋时期接续使用的现象表明，城市内部基本格局并未因唐宋王朝的变革而发生重大变化。衙署在前、官舍园林在后的布局形式，佛教寺院、商贸市场、州学、驿站、手工业铸造遗迹等公共建筑与场所也多分布于东西大街两侧的空间之内，这都与同一时期地方城市的基本特征相一致。

由于自商代郑州城以来，郑州城所处的位置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战国、汉代、隋、唐、宋、元、明、清等都深深烙印下生长于斯的人们生产生活的痕迹。唐宋时期对于前世各类遗产的继承程度有多少，后世又对其创造的城市文明损毁几何，可能有些真的就是历史之谜了。即使从唐至宋，更小尺度下观察郑州城的城市空间的变化，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城市空间是由时人所创造发明的产物，考古学科发展到新时代，讲究的是“透物见人”，因此，唐宋郑州城诸多问题的探索，考古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从城市考古的视角来探究唐宋郑州城，路漫漫其修远兮！

本文原标题《城市考古视野下的唐宋郑州城》，载于《文物天地》2025年第11期，参考文献从略，下载全文请登录中国知网首页-出版物检索-文物天地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