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阳古城布局图（作者自绘，底图为20世纪60年代昆阳古城卫星图）

昆阳古城位于河南省叶县县城西部，平面略呈中字形，周长3018米，面积约75万平方米，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城墙绝大部分已毁，仅东城墙南段残存约170米基址。昆阳古城内以明清街和中心街构成的“十字街”为核心，整体结构与街巷肌理同晚清民国比较接近。古城内现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叶县县衙）一处，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叶县文庙）一处，另有少量清代至民国时期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传统建筑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尚存历史信息的建筑，其他绝大部分为现代建筑，年代跨度自明初至今，达600余年。

昆阳古城部分地表遗存分布图（采自叶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叶县古城保护与发展控制性详细规划》，2017年）

1997年，叶县人民政府开始对昆阳古城进行修复，先后修缮并对外开放县衙和文庙两处文保单位，并将明清街的沿街近现代建筑的外观改造为与传统风貌较为协调的仿古建筑，同时完成了护城河的清淤和环境整治工程。在此过程中，昆阳古城的历史遗痕得以保护和重现，为其古代城市布局和演进研究奠定了基础。历史遗痕是指“古代城市的城垣、河湖、街道和大型建置所遗留的痕迹，它反映着城市本身的历史变化”。通过这些遗留于地表和考古发现的古代城市遗痕，结合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布局图，并与昆阳古城当前的实测图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古城发展演变的规律，进而推断变化发生的原因。

具体而言，在研究昆阳古城布局的演进时，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并辅之以明、清、民国的城市布局图，及20世纪60年代卫星图和当前规划测绘图，对昆阳古城的始建年代、与叶县的关系、城市布局的变化进行分析。

一、昆阳城的始建年代

“昆阳”始著于文献，见《战国策·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有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郪。’”顾观光《战国策编年》、于鬯《战国策年表》均将该策的年代定为公元前333年。可知，至迟于战国中期偏晚阶段，昆阳城就已存在，且为魏国之地，但此时城池规模不大，文中苏秦称之为“地名虽小”。《后汉书·光武帝纪》也有：“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可见，至两汉之交，昆阳城的规模依然不大。战国晚期，昆阳已属秦国，《史记·魏世家》记载：“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

昆阳乘舆鼎 

昆阳乘舆鼎铭文拓本(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秦汉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出土文献中也多见对“昆阳”的记载。战国时期的古玺和陶文中即见“昆阳”字样（《古玺汇编》0332号、《古陶文汇编》9·4），裘锡圭先生根据其字体形构，认为玺文当属三晋文字。方勇先生从字形与音韵两方面进行考证，将玺文和陶文均隶定为“昆阳市”，并认为是魏国昆阳所辖的一个用于商品交换的地方。李学勤先生指出：“市是贸易场所，商贾聚集之地。”战国时期，昆阳位于魏楚两国边境，又在楚国北进中原的“夏路”沿线，在此设市，较合理。里耶秦简也有关于昆阳的记述，简文为“一封诣昆阳邑”（J1（16）3）。钟炜先生认为：“‘邑’指秦县。……昆阳既为邑，当与秦贵族食邑有关，应属户数较多的大县。……推测秦昆阳邑在今叶县北12.5公里处。”昆阳是秦邑所言甚确，但是否为贵族食邑则无确凿证据，而且新莽时期尚“昆阳城小而坚”，秦时却为“户数较多的大县”，此观点还可商榷。另外，昆阳城即今叶县县城，钟炜“在今叶县北12.5公里处”的结论，应是误将古叶县（叶邑故城）当作今叶县县城之故。对此，惠梦蛟先生指出：“昆阳县位于今河南省叶县的北部，而叶县的南部则有春秋时期楚国设置之叶县，即今叶邑镇。”另外，西安市三桥镇高窑村曾出土“昆阳乘舆鼎”，该鼎有铭文七行三十五字：“昆阳乘舆铜鼎一有盖容十斗并重六十六斤三年阳翟守令当时守丞千秋佐乐工国造。”关于昆阳乘舆鼎的年代，学界亦有论断，陈直先生将铭中“三年”定为“属于武帝末期之纪年”，裘锡圭先生则直接指出：“昆阳乘舆鼎从字体上为西汉有年号以前之物无疑，最晚不能晚于武帝初年。”李元芝先生据此认为：“最早和三有关的纪年为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该鼎的铸造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公元前138年，属于西汉早期器物。”总而言之，依据出土文献，昆阳的设置自战国至汉代具有较高的传承性和稳定性。

昆阳古城因被现叶县县城完全叠压，故考古工作开展很少，仅“在（叶县）文化局2005年修复文庙时，对位于东部的城墙进行了试掘，发现其文化遗存与卷城和舞阳邑的年代应该相近，筑城时间也可能在春秋晚期”。此次试掘未公布相关资料，据了解，发现的城墙夯筑基址，有集束夯等三种夯窝，出土遗物以战国时期为主，亦有部分可至春秋晚期。惠梦蛟先生按文献记载，认为：“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国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并且占领了距叶县很近的鲁阳（今鲁山县）。这次战争占领了叶县北部区域，魏武侯在新占领区域建立了‘昆阳’。”此说可视为一种推测。《左传·襄公十六年》：“晋荀偃、栾黡帅师伐楚，……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杜预注曰：“襄城昆阳县北有湛水。”晋楚湛阪之战的战场即后世昆阳地域，但文献记载并非“战于昆阳”，推知鲁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年）楚国尚无昆阳城。若按惠文逻辑，晋国此战占领“方城之外”，包括今叶县全境，不排除春秋晚期就在叶县北部的新占领区域建立“昆阳”。另外，昆阳历来是楚国与中原诸夏争夺的要地，春秋晚期楚国复得叶邑之后，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在昆阳筑城与楚国对峙不无可能。加之前文所述魏国昆阳市的设立，“抑或是楚国原来既有”。因此，综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资料，昆阳至迟于战国中期就已筑成，也可能出现在更早的春秋晚期，至汉代一直是重要的军事、交通、经济重镇。

二、叶与昆阳的关系考论

前文已有简述，叶与昆阳分别位于现叶县的南部和北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互不隶属，甚至分属不同州郡，是“古代南北文化的结合部”。自金元以后，叶与昆阳合而为一，地名也曾转换，因此，要讨论昆阳古城布局的演进，需厘清叶与昆阳在不同时期的关系，在有效的时空框架内进行研究，才具备共时性意义。

“叶”作为地名和族名，在商代甲骨、金文中已见。关于叶地的记载见于春秋时期，《左传·宣公三年》：“（郑）文公……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鸩之，及叶而死。”由此可知，至迟于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的春秋中期，叶地已归楚国。至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灵王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洪亮吉按：“贾谊《新书·大都篇》云：‘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曰：我欲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据此，或《左传》脱去叶字，并叶之数，故言是四国者。”因此，春秋晚期，叶邑已是楚国北疆重镇，与陈、蔡、不羹皆可屯兵千乘，规模宏大。叶邑故城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东周时期楚国之叶邑。叶邑故城南北长2500米，东西宽1250米，周长7500米，面积约312.5万平方米，周边发现东周时期墓葬数十座，其中M4、M8应是春秋时期许国国君夫妇墓，前者经过发掘，确定墓主人为许灵公（许公宁）。M1、M2、M3、M53、M54等属战国时期，个别为积石积沙大墓，墓主人当是楚国高级贵族。可见，相较昆阳古城，叶邑故城始建年代更早，规模更大，历史地位也更重要。

秦汉时期，叶与昆阳的行政区前后相承。《汉书·地理志》记载：“颍川郡，秦置……属豫州……昆阳。……南阳郡，秦置……属荆州……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方城。”可以看出，秦汉时期昆阳属豫州颍川郡，叶属荆州南阳郡。至魏晋，昆阳与叶或延续了分属不同州郡的情况，但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行政区划变更频繁，县治设废无常。明嘉靖《叶县志》曰：“旧志谓北齐阜昌七年，县治北徙昆阳城，刘思忌因旧修筑。”经考证，“阜昌”为南宋初年金人扶植刘豫所建“伪齐”之年号，刘思忌则为南北朝时萧齐的新野太守。因此，该条记载混淆萧道成所建之南齐、高洋所建之北齐，及南宋初期刘豫所建之“伪齐”，故不可采信。另嘉靖《志》序：“二县之地合而为一，实自唐始，中间或北治昆阳，或南复旧治。”此处应指武德四年在叶县设置叶州，又于开元四年设置仙州之事，但此时已不见昆阳建置，只可作为二者归于同一政区的滥觞。同样出自嘉靖《志》还有“金元治今城，碑刻可考”的记载，但不知所指何碑刻。李元芝先生通过岳飞北伐，分析得出：“岳飞的部队很快就推进到了襄、宛北部。由于叶县南的保安镇正位于南阳至陈蔡和汴京的交通要道上，而叶县当时的治所旧县（叶邑）距离保安咫尺之间，安全方面的压力促使了金人对叶县治所的北迁。”此次为岳飞第四次北伐，持续时间仅两个月，兵锋直抵开封城南的朱仙镇，但又很快撤回南宋。据此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岳飞即便经过叶县，也是快速通过，未在此处形成对峙局面，金人若迁徙县治，也应是临时之举，恐难成定制。《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初即叶县行随州事，就置昆阳县为属邑。至元三年，罢州，并昆阳、舞阳二县入叶县，后复置舞阳。”可知元代初期，在行政区划上叶与昆阳才正式合并，特别是复置舞阳之后，叶县的行政区内只剩古叶邑与昆阳，这种建置延续至今。

综上所述，叶与昆阳长期分置，但相距不远。《史记·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叶阳，今许州叶县也。昆阳故城在许州叶县北二十五里。”此时叶与昆阳尚未合并，叶县即指古叶邑。嘉靖《志》云：“叶古城在今城南二十五里。”叶与昆阳合并后，治所北迁昆阳，即文中“今城”。因此，不同时期叶县治所不同，以叶县为参照物，引用文献对某地位置进行讨论时，需注意文献的年代，厘清叶与昆阳两地关系，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昆阳古城布局的演进

昆阳城是一座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前文提及在现东城墙基址内发现有东周时期夯土遗迹。近年来，在昆阳古城周边也发现并发掘了多处战国至汉代遗存。2024年，为推进昆阳古城雨污分流工程，城内十字街口向北发现清代石板铺筑路面，其下还叠压明代、宋代道路遗迹。可见，昆阳古城的位置和整体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但根据历代县志等资料记载，城内布局存在一定调整。

昆阳古城布局图 （明）嘉靖 叶县治图（该图采用上为南的传统绘法，与另几幅图不同）

采自叶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明嘉靖《叶县志》叶县志图，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昆阳古城布局图 （清）康熙 县治之图 

采自叶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清康熙《叶县志》卷之一，解放军测绘学院印刷厂，2003年，第5页；

昆阳古城布局图 （清）同治 城池图 

叶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叶县志》（同治辛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页；

昆阳古城布局图 （民国）县城示意图 

叶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河南省叶县地名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94年，第44～45页）

叶县明清时期的县志有嘉靖、康熙、乾隆、同治、光绪五个版本，亡佚的有万历、顺治两个版本。现存的五版县志中，虽嘉靖《志》被认为是首部县志，但其中却有“旧志”之说，所以嘉靖之前应有更早版本。乾隆《志》的“县治之图”中，城内西部绘有“赐胤祠”，竟未避讳雍正帝之名“胤禛”，经比较，该图完全托自康熙《志》的“县治之图”。光绪《志》仅增加了灾荒与重建相关内容，其余则是对同治《志》的重刊。因此，我们选取嘉靖《志》、康熙《志》、同治《志》三部中的昆阳城布局图，加之民国时县城示意图和20世纪60年代卫星图，对昆阳古城布局演变进行探讨。

（一）内城

昆阳古城内城的位置基本固定，但历代均有修缮。同治《志》记述较为完善：“明初，因旧址为土城，天顺五年，县丞鲁伟增筑。……正德六年，土寇师尚诏窜叶，城陷。八年，知县石鼐改建以砖。十一年，知县姚文清复加修补，并于城外浚壕。嘉靖六年，知县李克浊重浚加阔，引昆水入焉。明季流寇滋扰，城郭为墟。国朝顺治十二年，知县许鸿翔重修。康熙二十九年、四十五年，暨雍正二年，知县吕柳文、柏之模、崔赫相继补葺。嘉庆三年，知县廖寅浚壕。咸丰三年、十年，知县宋锡庆、秦茂林先后修浚。同治七年，知县欧阳霖补修。”嘉靖《志》还记载：“嘉靖元年，知县张廷桂挑浚南北门之西及西面城壕。……嘉靖壬寅，知县邵苾因西鄙有警，复大加挑浚，深阔增于旧。”综上，昆阳古城的城墙应筑于金元时期，明清两代经过十次修补，其中明正德八年改建砖墙，清顺治十二年，因明末战乱破坏，重修规模应较大。城壕经过七次疏浚，其中明正德十一年首次疏浚，因年久失修，当与重挖无异，嘉靖六年引昆水（现灰河）入壕，解决护城河水源问题。民国时期，城墙开始被毁坏、拆除，“国民党县政府为防空袭，便于疏散，1938年下令拆毁城墙，改为环城路”，但1943年县城示意图中还可见较完整的内城城墙，或因绘图并非实测之故，抑或为便于疏散，只拆路口等可行之处，而非全部拆除。至1947年叶县解放前夕，国民党部队负隅顽抗，于7月“征集16个乡（镇）民工又修复城墙，疏浚护城河”，但无济于事，同年11月，叶县顺利解放。建国后，“社会秩序稳定，城墙逐渐被削平，建起民房，护城河经过治理，至今尚存”。20世纪60年代的卫星图中，还可在内城的西北、东南隅看到城墙残存遗迹，至今仅剩东城墙南段尚有基址，其余均已不见。

（二）外城

昆阳古城外城的修筑晚于内城，同治《志》记载：“南北关各有土城一道，明崇祯十四年，副将刘国能所筑。历国朝二百余年，基址仅存。咸丰十一年，邑人重修，以备皖捻。”1943年县城示意图中，依据图例，内城为城墙，外城为寨墙，当砖墙与土墙之别。可知，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多，在内城南北门之外亦有人居住，被称为南北关。明末将领刘国能为防御李自成进攻修筑土墙，城破后逐渐废弃。清晚期，城内民众为防捻军进攻，重新修筑外城墙。外城墙消失的原因应与内城相同，但至今南关、北关作为居委会的名称得以保存，也可视为一种历史记忆。

（三）城门

昆阳古城城门的初建年代已不可考，嘉靖《志》记载：“知县姚文清复增月城三门：南曰‘南讹’，西曰‘西成’，北曰‘北朔’，上各建楼。……（嘉靖）六年，知县李克浊……复更南门曰‘昆阳’，北曰‘临滍’，西曰‘道洛’。”康熙《志》记载南、西、北门为“昆阳”“西城”“北朔”，同治《志》记载南、西、北门为“昆阳”“西城”“拱北”。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城门名称不同。“南讹”出自《尚书·尧典》：“平秩南讹。”孔安国传曰：“讹，化也。掌夏之官，评叙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南讹”即南方的教育、教化，用作城门之名，取教化百姓之意，虽寓意很好，但不具备独特性。嘉靖六年，知县李克浊引昆水入护城河后，南门在护城河北，也可理解为昆水之北，水北为“阳”，改南门为“昆阳”恰如其分，也被后世沿用。北门名称最多，明正德，清康熙、乾隆时期均叫“北朔”，“朔”本有“北”之意，故“北朔”即直译。清同治时期称“拱北”，取意“拱卫北方”。明嘉靖时期称“临滍”，“滍”即滍水，现为沙河，位于昆阳城北，北门名“临滍”，明确突出了昆阳城的方位。西门有“西城（成）”和“道洛”两名，前者较为直白，后者可能取“取道洛阳”的含义。昆阳位于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自南阳盆地北出方城垭口，进入叶县之后有三条主要道路，东为陈蔡道，至漯、周；中为方城道（夏路），至郑、许；西为宛洛道，至洛阳，故昆阳城西门名为“道洛”。综合来看，明嘉靖时期的“昆阳”“临滍”“道洛”三门的命名，很具地域特色，直接反映了昆阳城的特点。

上述资料未见关于东门的记述，嘉靖、康熙时期的昆阳城布局图中也没有描绘东门，可知这一时期只有南、北、西三门。同治时期布局图中已有东门，虽能看出城楼、门洞，但涂色却与城墙相同，可能尚未完全建成，或不常开放通行。同治《志》记载：“城楼四座，角楼四座。”其他县志仅在介绍完三座城门后，称“上各建楼”，也即三座城楼。另外，在解放叶县的战斗中，“以（七十七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的两个连进攻城东门，……经十几分钟的激战，三营一举攻破东门，率先攻入城内”，叶县县城旋即解放。通过这些记述，也可以证实自清同治之后，昆阳城就一直有东城门。昆阳城此前长期无东门，可能有交通和军事两层原因。交通方面，经过叶县的道路多为南北向，内城外人口也多集中在南关、北关，也即沿路分布，东西向道路的交通地位远低于南北向，仅西有宛洛道，故建设西门，而无东门。在军事上，主要体现在防御方面，按常规逻辑，交通要道是防御的重心，故南北门有城楼，其外瓮城也有城楼，再外还有南、北关外城，防御体系非常完善。西门虽有城楼，但瓮城上无城楼，防御效果不如南北门。为补足缺陷，东、西护城河是历次疏浚的重点，远宽于南、北护城河，加之县衙、文庙等城中核心建筑，早期也在城东部，东侧不设城门，也有更强的私密性和安全性。

昆阳古城最多时曾有内城门4座、瓮城门4座、北关外城门3座、南关外城门3座，共14座城门，至今已全部不存。近年来，叶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启动复原昆阳城东城门和东城墙的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留下的遗憾。

（四）县衙

叶县县衙始建于明洪武二年，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治《志》记载：“旧志云，在城内东街。……今县署在十字街东，徙置年月无考。”可知，县衙在不同时期的位置不同，但狱房位置固定，可根据文献记载和昆阳城布局图，以狱房为参照物，探讨县衙位置的变迁。

嘉靖《志》：“叶县治在城内东。……狱房在堂西南。”县治之图中县衙位置绘在城内东部，儒学北侧。同治《志》：“今县署在十字街东……禁狱在县署东北。”城池图中县衙位置西迁，在儒学西北，而且此处所言“禁狱在县署东北”，即县衙大门的东北，与现在狱房在县衙内的位置相同。按古代阴阳五行理论，西方属金，主肃杀、刑罚，明清时期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均位于北京城的西南部，与嘉靖时期狱房和县衙相对位置相同。同治时期，狱房在县衙东的设置不符合当时的城建理念，因此，可推知同治时的县衙位置发生了变化。康熙《志》云：“县治在城东街。……旌善亭、申明亭、狱禁俱在大门东、西。”叶县治图中，县衙仍在儒学北侧，位置与嘉靖时基本无异，但图中未绘狱房位置，文字记述也不清晰，仅以对县衙的记载和绘图，可知这一时期县衙位置未改变。乾隆《志》：“县治在城东街。……狱禁，今在县治东。”其记载县衙位置与康熙时期相同，但狱房在“县治东”，也即同治时期记载的县衙大门的东北，特别是文中的“今”字，表明狱房之前并不在县衙的东侧。前文已述，乾隆《志》的叶县治图与康熙《志》相同，县衙在图中的位置没有变化，但实际已经迁移。康熙《志》刊于康熙三十年（1691），乾隆《志》刊于乾隆十一年（1746），因此叶县县衙位置迁移的年代当是1691年至1746年之间。康熙四十五年（1706）、雍正二年（1724）时任知县柏之模、崔赫相继对昆阳城进行修葺，不排除在此时因某种原因对叶县县衙进行了迁移。

（五）城内布局

昆阳城的布局虽以十字街为核心，南北向主街仅一条，东西向主街则有三条，自北向南将昆阳城分为四个部分，为方便讨论，将其分别称为北部、中北部、中南部和南部。

嘉靖时期，昆阳城北部的建筑有双凫观、万安寺、递运所、滍水驿、关王庙。其中，递运所是负责递送官方物资或军需的机构。滍水驿是当时叶县的两所驿站之一，也是明代南阳府最北端的驿站，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嘉靖时为滍水马驿，设驿丞一人。中北部的建筑有县治、府馆、医学。县治即县衙，府馆是客舍，供往来客商住宿，医学即官方的医学校。中南部的建筑有射圃、儒学、官仓、布政分司、阴阳学、城隍庙、养济院、预备仓、按察分司。射圃是举行乡射礼之处，儒学即县学和文庙。官仓、预备仓是仓储设施。布政分司、按察分司是行政机构。阴阳学是教授天文、历法、数术等知识的学校。养济院是救济机构。南部无特别注明的建设，应以民居为主。可以看出，嘉靖时期的昆阳城北部以庙宇为主，中北、中南以官署为主，南部则是普通居民区。

康熙时期，昆阳城北部的建筑有马神庙、火神庙、张仙庙，分别祭祀马祖天驷星、火神祝融和蜀神张仙孟昶，其余与嘉靖时期相同。中北部的建筑有县治和赐胤祠。县衙与嘉靖时位置相同，赐胤祠是祈求生育的祭祀场所，乾隆时改称广生祠，近嘉靖时医学的位置。中南部的建筑与嘉靖时基本一致，府馆挪入该区域，布政分司、按察分司互换位置，阴阳学废，改为社学。南部建筑有愤乐亭，取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之意，为文庙南扩的一部分。其余应仍是民居。康熙时期的昆阳城布局与嘉靖时期相比，北部庙宇进一步增加，其他区域基本一致。

同治时期，昆阳城北部双凫观不存，新建公馆，性质应与先前府馆接近。递运所亦不再设置，张仙庙之北又建一座关帝庙，庙宇数量继续增加。中北部建筑变化较大，滍水驿迁入原县衙位置，县衙西迁至十字街东，常平仓从中南部迁至县衙东北处，原赐胤词处见圣母庙。中南部建筑变化也较大，除文庙还在原处之外，其西侧新建关帝庙和营署，城隍庙以西新设了书院、试院。再往西是八蜡庙，为通过祭祀，免除蝗灾的场所，其迁至城内，反映了清晚期蝗灾的严重。康熙时布政分司的位置改为右堂，是佐助知县开展缉捕、处理刑狱案件的官署，与嘉靖时此处为按察分司相呼应。城内南部仍是居民区为主。清中晚期，昆阳城内的布局发生一定的变化，首先是县衙西置，具体原因已不可考。其次是庙宇数量继续增加，特别是忠义化身的关帝庙增加，八蜡庙移入城内中南部重要位置，可能反映了社会的动荡和蝗灾的频发。最后，文庙规模扩大，书院、试院的设置，体现了这一时期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

四、结语

昆阳古城是一座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目前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资料和现存古建，实证了其自东周至今的存续发展。中原文化圈的昆阳和荆楚文化圈的叶县，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相互对峙，相互交融，至金元时期最终合而为一，成就了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结合部，孕育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同时，昆阳古城地处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之上，导致其城建上也呈现出重南北、轻东西的特点。昆阳古城作为明清时期叶县的治所，历经多次战争和毁坏，却在历任行政长官的主持下，改建砖墙，修瓮城，扩外城，浚城河，到如今修复古城、复建城门、城墙，在叶县人民的努力下，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展现了古城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当然，古城的营建不是盲目的，至迟于明嘉靖时期就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城市布局。城内北部多寺观庙宇，可视为祭祀区，中北部和中南部则集中衙署、官学、仓储等，是以公共事业为主的核心区，南部主要作为居民区。在这样的城市格局中，县衙、文庙、关帝庙等历史建筑仍见于地表，另外，嘉靖时期的医学是现在的昆阳镇卫生院，康熙、乾隆时的赐胤祠、广生祠基本与当前的叶县幼儿园重叠，同治时的书院、试院则近于如今的叶县第一小学、昆阳中学，这种古今文化的交相辉映，也只能在重叠型城市中探寻。

近年来，随着叶县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基本建设项目的增多，昆阳古城周边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张庄遗址、焦庄遗址战国时期遗存，及昆北中学、叶县水厂汉代墓群的发现，证明了昆阳古城营建的历史。孙家岗遗址和余庄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则反映出昆阳古城周边自仰韶至龙山时期的文明延续。特别是余庄遗址面积达到125万平方米，是目前河南境内最大的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市”，其内发现的高等级墓葬反映了目前最早的较为成熟的丧葬礼仪制度。余庄遗址本是一座“旷野型城市”，却因叶县城市规模的扩大，被逐渐叠压于现代城市之下，成了“重叠型城市”。而叶邑故城是春秋至金元时期的叶县治所，本是一座“重叠型城市”，却因昆阳与叶县合并后县城北迁，成了“旷野型城市”。由此可见，城市考古的“重叠性”概念也要与时俱进，城市的层累与更迭始终是动态的，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新出现的问题，才能使城市考古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

本文原标题《层累与叠印——昆阳古城布局演进及动因探析》，载于《文物天地》2025年第11期，参考文献从略，下载全文请登录中国知网首页-出版物检索-文物天地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