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型城市研究的三个阶段
作者:李子良 发布日期:2026-02-03


与元大都御史台址有关的北京街道

(图采自徐苹芳:《元大都御史台址考》,《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8页)


重叠型城市又称“层叠型城市”,一般是指城市因数次兴废,在同一空间内形成的多次叠压的古代城市。这类城市在隋唐之后大量出现,其特点是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各时期空间结构相近,详细地反映了城市不同阶段的不同面貌。研究重叠型城市,主要着眼于复原古代城市空间结构,讨论城市历史沿革,对于探索我国古代城市演变规律,以及城市发展重叠性等问题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遗址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对于重叠型城市价值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理解的状况依然存在,这对重叠型城市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重叠型城市主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提出新的认识。根据重叠型城市研究时间、方法和角度的不同,可将之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研究的正式形成

1964年,北京市政府为修建地铁,在城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徐苹芳借此机会,主持进行元大都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在他开展工作前,就已经有近代历史地理学者对北京历史沿革问题做了广泛研究。如在1929年,奉宽所著的《燕京故城考》从文献的角度推定辽南京、金中都范围,并在考察了现存的街道后推测了城门位置。朱启钤依据文献考证了元大都宫苑图,并对规划设计思想有一定的研究。王璞子的《元大都城坊考》及《元大都寺观庙宇建置沿革考》、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均对元大都选址、性质、布局有综合性的论述。徐苹芳编绘明北京城复原图,并考究了《元史》《析津志》《元统一志》《日下旧闻考》等文献材料。这些研究成果大致理清了元大都的街道走向以及重要建置的位置,为元大都的重叠型城市研究工作提供了关键证据。在将现有材料梳理清楚的情况下,如何在现代城市中开展考古工作就成为接下来的重点。1964年至1974年间,徐苹芳以街道布局为核心,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明清北京城内元大都城垣、城门、街道、建置展开发掘;二是对明清北京城城垣下叠压的元大都建置进行发掘;三是对明清北京城外的元大都城垣、街道勘探。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以考古学手段确定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证明了明清北京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的中、南部分街道与元大都北经考古勘探的街道布局相同。在以上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徐苹芳着手复原元大都的各类建置,并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先后发表了后英元代居址、也里可温十字寺、御史台、中书省、元大都路总管府址等建置的复原文章,后来也将太庙、社稷坛、国子监等建置的考证收录进《北京历史地图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中。他在《元大都枢密院址考》一文中称自己复原重叠型城市建置的研究方法为:“首先必须严格依据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规律,按照各类建置不同的等级所规定的不同面积,找出在街道布局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类建置的痕迹,结合文献,加以论证复原。”总的来看,徐苹芳研究元大都的方法分为如下几个步骤。首先,做好前期研究。尽可能地搜集有关元大都的史料、杂记、地图、照片等材料。重点关注材料中街道、主要建置的位置、占地面积等信息。并详细考证街道和建置的位置关系及历史沿革,形成对元大都遗址时空变化的初步认识。其次,开展元大都遗址的城市考古工作。方法是在城中空旷处进行大面积勘探,而被现代建筑占压的部分则以基本建设为契机重点发掘。在这一过程中确认了元明清三代中轴线和街巷系统基本保持一致,并确定了部分建置的布局和占地面积。最后,采用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办法,逐步复原每个建置的平面位置以及历史沿革,以期达到整体复原元大都遗址的目的。

二、研究的发展期

上一个阶段,徐苹芳的元大都考古工作为研究单一重叠型城市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范式。而在20世纪80年代,宿白开启了对同一时期,但不同等级、不同地区的重叠型城市整合研究,寻找重叠型城市演变的普遍规律。在他的研究中,重点复原地方一般城市、边疆城市,尤其是吉林农安他虎城这类受到中原地区唐代城市影响,但在后来又未大规模变更的东北辽代城市。他以街道、城垣、护城河等这类不易更改、损毁的大型线型遗迹为落脚点。在考证城市沿革时,多关注这类线型遗址的始建、废弃、重建、增筑、扩建的年代和范围,考察变与不变,即什么时间出现了变化,或是某个时期又延续了之前的某个阶段状态从而不变,并以此判断整个城市的兴废和布局变化。在复原地方城市平面时,受到城市文献材料少、建置保存状态差的影响,无法做到像元大都、隋唐长安城考古那样详细复原某坊内某建置的程度,所以仅以线型遗址确定城市的街道和街道间划分的坊、城门,以及城垣、护城河勾勒出城市面积与周长等,形成城市布局的大体认识。最后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对城市十字街、面积、周长等信息整合梳理,形成隋唐时期城市布局规律的总认识。经过长时间的探索,这一阶段已明确了重叠型城市研究的三个概念:第一个是明确了研究重叠型城市的核心是现代城市中存在的古代城市遗存。徐苹芳提出研究重叠的城市,唯一的方法便是考察分析现代城市中所遗留的古代城市遗痕,并据以复原被埋在地下的古代城市的平面规划和布局的观点。此后,宿白在文章《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中指出复原城市面貌时“首先要辨认这类城市在兴建以后范围有没有变化?城市的主要布局有没有改变?主要是指城门和主要街道的位置有没有变化?还有主要衙署和宗教建筑的位置有没有变动?城垣本身有没有增补?”这样做是为找到一个可靠的遗迹点,并将其与文献中其他古代建置对比研究,判断方位,并以此为核心逐步开展城市复原工作。第二个概念是研究重叠型城市的范围。在年代范围上,宿白认为战汉以来的城市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毁于战火。而隋唐统一后,建立了新城并沿用至今。所以重叠型城市研究的上限大致在隋唐时期。在城市规格与区域范围的选择上,不应只包括都城一类的中心城市,还应该包括地方一般城市与边疆城市,甚至还包括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其他国家的城市。第三个概念是在研究重叠型城市所表现的城市发展规律中,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通过复原古代城市平面,丰富古代城市材料,从而总结我国古代某时期城市平面布局的总体规律,这是《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一文中主要做的研究工作。第二个层面是通过梳理城市历史沿革,明确城市建筑在演变过程中的变化,进而研究我国古代居民再次利用古代城市的这种行为的规律,《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中最后一部分讨论城市缩小、扩展、改造的内容就属于这类研究。

三、研究的繁荣期

21世纪以来边疆地区重叠型城市研究成果颇丰。如明确了地处新疆奇台县的墩古城遗址始建于唐代,沿用至高昌回鹘、西辽、蒙元时期,城内发现有院落、浴场,及多种不同宗教的寺院遗址,反映了天山北麓唐至蒙元时期多民族、多宗教共存融合的史实。马琳采用重叠型城址的研究方法,对明清时期州城的城防体系、街巷系统及城内主要建置进行复原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城址空间发展阶段与北方的异同。隆龑则对山西岢岚城这种特殊的“军城”展开研究,复原了该城的城防系统、功能建筑及街道格局等主要空间结构的演变。


地方重叠型城市研究进一步细化。成都市鼓楼街遗址展开发掘,发现了河道及自晚唐至明代晚期的城市设施和生活遗迹,对于探讨成都古代城市发展及功能规划提供了重要材料;福州文儒坊西段遗址自2011年发掘,发现唐五代夯土城墙及木质挡板遗迹、宋代房基及巷路等重要遗迹,对于研究福州早期城市变迁具有重要作用;赵淑清、张志忠结合古地图、古文献、现代实测与考古发现,讨论了大同古城在战国、秦、汉、隋至今的范围、布局和城市建筑的因袭与变化。李三灵等人对康熙时期新郑县布局展开复原研究,还原了该城功能分区和中轴线的位置。王雨晨在相关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勘查结果,对济南城展开复原研究,推定了该城在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时期的城市范围以及重要建筑的绝对与相对位置。近年来,国家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了一系列会议,与会专家讨论了有关重叠型城市的工作方法。宋新潮称,做好城市考古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强城市考古队伍建设,要重视城市考古资料整理问题。提高城市考古规划性,不断总结创新城市考古的方法,提高城市考古的科学水平。首届“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专题研修班”的授课专家指出:城市考古的工作方法应该是将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有机结合起来,其发展趋势应该是建立起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的城市考古。在具体层面,要制定一个较长的工作计划,建立城市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强调精工细作,强调考古钻探、发掘和关键性解剖结合。发掘记录要客观翔实,加强多学科合作,并重视历史城市和大遗址的文化遗产保护。总的来看,加强考古规划,重视精细化,并着重落实多学科结合运用,应是今后重叠型城市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

文原标题《重叠型城市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有删节,载于《文物天地》2025年第11期,参考文献从略,下载全文请登录中国知网首页-出版物检索-文物天地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